粵樂背景及歷史｜早期粵樂在香港

粵樂發展和科技、文化和社會因素息息相關。

自 1842 年，清政府在鴉片戰爭落敗，與英國政府簽訂《南京條約》，把廣東省新安縣不足 8000 人口的香港島割讓予英國。自始，一個位於珠三角邊垂之地、並處於東亞中心的小漁港，二十世紀初起逐漸發展成轉口港。大量外國商人登岸定居，與此同時國內戰亂不休，不少民眾選擇移民南下，令香港的人口急速增加，加速中西文化的碰撞，形成特殊及獨有的社會文化背景。

1916 年香港正處於轉口港時期，貿易經濟起飛，社會環境亦比國內安定。在這先天與後天的條件配合下，丘鶴儔方能把資源分配在出版事務之上，並在「參考中西，權衡今古」（輯自《絃歌必讀（增刻）》自序原文）的前提之下，輯成首本本地出版之粵樂教本——《絃歌必讀（初刻）》。五年後，加入當時流行的曲譜幾首，再出版《絃歌必讀（增刻）》（1921）。另一方面，上海大同樂會於 1918 年成立後，中國音樂踏入了改革時期：傳統樂器大規模改革、參照西方樂團合奏形式的發展等，使本來戲曲和器樂連成一脈的關係，逐漸分道揚鑣，使器樂演奏的重要和獨立性大大提高。

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，劃時代的產物——無綫電廣播於美國開播，廣播技術從美國傳播至海外。香港最早的官營電台由港英政府經營，於 1928 年進行試播，首年台號為 GOW，次年改為 ZBW。香港早期的廣播以發放消息和播放音樂為主。據香港早期報章《華僑日報》的報導，三十年代的中文廣播電台會在每週的兩、三個晚上，播放「特備中樂節目」。每晚播放時長約兩、三小時，所播放的音樂都是當時得令的熱門音樂、粵曲、由民間社團所演奏的中樂等。由於電台廣播的形式與以往二十世紀初「八音班」戶外戲棚的演奏模式相異，由以往極大的音量需求，至電台播音需要的精緻品味大有不同。因此，舊式硬弓樂器漸漸變得不合時宜，取而代之是吸收鄰近地區，甚至參考西洋樂器改革而成的新式粵樂：包括二胡 (即現今高胡)、揚琴、椰胡、秦琴等。後來人們為了區分兩組不同時代及聲音的粵樂樂器，把早期粵樂稱之為「硬弓」、當代粵樂稱之為「軟弓」。

1916 年，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死後，國民政府政權不穩，各地軍官擁兵自重，造成派系鬥爭，軍閥割據。軍閥互相吞併及歸順後，國民黨及共產黨最終於 1925 年爆發第一次內戰。與此同時，位於遠東的近鄰——大日本帝國，一直覬覦處於亞洲中心的這片土地。外憂內患之下，戰火連天，人心惶惶，戰爭一觸即發。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下，藝文活動並沒有因此而中止。各界知識份子努力為傳統文化尋求出路，吸收西方文化所長，改革自身文化。在粵港滬三地的粵樂大家亦吸收西方音樂所長，以「西樂中用」為本，嘗試以西樂之優補國樂之缺，加入西方樂器演奏粵樂。1920 年代末，粵樂繼而發展出「跳舞音樂」及「精神音樂」風格。當時粵樂受新興媒體影響甚大，除了電台廣播，黑膠唱片技術也逐漸興起。為了配合當時七十八轉黑膠唱片每面錄製時間，新式粵樂作品的曲長一般不超過三至四分鐘亦隨之而生。粵樂以電台、唱片及舞廳演奏等多種的傳播媒介風行全國，改寫了粵樂作為邊緣文化的命運，成為粵樂發展最好的時代。

五十年代中國政局穩定後，便開始把文藝項目系統化及專業化，因此出現了兩個重大的轉變：首先把傳統曲藝分家，分成戲曲及傳統音樂；另外便是設立音樂學院，把民間技藝帶進學院改頭換面。在這樣的歷史原因下，古今的音樂風格存在十分大的差異。而粵樂在近六十年，都在學院派的帶領下發展，不論是樂器改革及現代化，所追求的都是貼近舞台表演所需而設的。在這個大潮流下，便與民間發展的風格越走越遠。在五十年代，當時的粵樂名家大多移居至香港發展，繼續進行電台廣播、唱片錄音帶出版、舞廳等商業演出。而在七十年代後，在音樂潮流的帶動下亦發展出粵語流行曲，民間粵樂開始漸漸式微。至八十年代，音樂學院的學院派粵樂風格開始成為主流的粵樂風格。當中劉天一及余其偉等名家為代表，以「軟弓」樂器組合，配上學院派精緻細膩演奏技巧的審美及系統化的教學承傳粵樂，粵樂風格也轉單一。同時，因應現代中樂團的興起，為樂隊配器的粵樂也應運而生。同時，在民間的粵樂名家如呂文成、尹自重、馮華(呂文成弟子)等隨年月消逝，中西精神音樂等風格的粵樂也漸漸走向式微。

文字由董芷菁提供